《断断续续的雨》

随笔小记

今天窗外的雨断断续续地下，像是我的思绪，断断续续地想。

立秋已经过去了几天，或许是秋本身就带着哀，我也总是染上一点悲观。

今天中午去图书馆时还是艳阳天，太阳伞下的我很热。我在图书馆随意挑选了一本书，关于心理咨询建议的书。这本书很厚，冰美式喝完了，也才读了不到五分之一。或许是我读得不大认真？

读书的我喜欢用思考打断阅读这个过程，有点迫不及待地思考。我时常为不能停下思考而烦恼，这阻碍了我享受完整的文章。但是今天的阅读，让我停下的是另一个插曲。我认识的一位女性，在我读书时，不断给我发送着她的烦恼。在此我不赘述她的烦恼（以下细节已作匿名化处理），我想记录的是她和我对话的一个片段。

这段对话是在讲她婚恋观的来源。

就由我做一个转述吧。她告知我，她的家庭里，父亲是挣钱的主力，同时父亲也管着全家钱财的支出，且限制着母亲对钱财的支配，会评判母亲的支出是否合理。最后她告诉我：“父亲管钱，母亲受苦了。”这句话并没有使用什么因果类的连接词，所以我进行了追问——苦的原因是管钱？

她给予了我肯定的回答——对。

她又说了很多，我还是追问——你们家有存款吗？

她告知我——可能有一点，不清楚。

在和她对话时，我能明确感到不适，一些悲哀，从我的心中流出，但是我对她选择了沉默。

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她的父亲不努力吗？无疑是努力的，是在社会上创造价值的，那为什么没有足够的钱呢，为什么没钱支撑母亲在一定范围内自由选购呢？我起初认为这是社会结构的问题，是分配结构有问题。但是真的只是经济原因造成的苦？

我设想他们家很有钱，然后呢？有钱后，母亲的苦会消失？我的答案是否定。母亲的苦也是结构性的，不以物质为转移，有钱后也会以另一种形式展现出来而已。苦的根源，或许从来不是“没有钱”，而是“被审判”——父亲评判母亲的每一笔支出，否定的不是金额，而是母亲对自己生活的自主权。这是尊严的问题，不是钱的问题。

所以问题的来源，是结构性的吗？是旧结构阻碍了问题的解决？

于是我就去探寻，探寻旧结构的意义。就先从这个典型的传统家庭看起，这旧结构，是父权对女方的压迫，能这么简单地说吗？我们再细细看，父亲在她的家庭里承担社会上的主要压力，是家里挣钱的大头。母亲也是上班，而且还要操持家中。似乎二者没有明显的承担责任的差别，就算有，是一个家庭，无非是选择承担的方案不同。所以仅仅从权责关系上，这样的旧结构似乎没有存在的必要。如果把时间往回调，调到结婚那个决定上呢？

有没有可能，二者的心理需求，决定了这样的相处方式，那么这个相处方式固化下来，就形成了当前这样的压迫结构呢。其实我这个推演是很空中楼阁的，我没有她父母的心理画像——所以我不打算把它当作对那个家庭的诊断，只是借这个例子，追问“结构”的一般逻辑。

不过在进入一般逻辑之前，值得在这里多说一句：母亲为什么一直忍受这种被审判？或许她已经习惯了，甚至认同了“丈夫管钱天经地义”。这种认同，来源于结构的驯化，她依赖着旧结构生存，于是以生存为前提的她，会把结构的规则内化成自己的准则。这一点，后面还会用到。

我倾向于认为：一个能长久存在的旧结构，多半是解决了什么问题的——否则，大家凭什么忍受这个结构的痛？

那么我就要继续探讨了，这个例子走不通，我们就看社会结构的痛。

就看典型的分配问题吧，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有了一些浅薄的见解。这个分配结构是“为了解决平均主义导致的‘低效率’，为了把生产力从‘大锅饭’里解放出来”。

我思索，所有的结构都是为了解决一些之前的问题吗？这些问题又是哪里来的？

在回答之前，先给“结构”下一个定义，否则后面容易各说各话：我所说的结构，是指那些长期固化、约束人们行为选择的规则系统。它可大可小：小到一个家庭谁管钱，大到一种政治体制怎么分配权力。父权家庭是一种结构，分配制度是一种结构，政治体制也是一种结构——它们都是“结构”这个概念的实例，只是大小不同。

我认为并不是所有的结构都解决了之前的问题。很多很多结构在创立之初没有这么臃肿，但是也能解决问题，也许部分后生的结构是为了解决问题打补丁；但是有一些结构甚至一开始就是负担，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是它存在所以就固化了。

那么问题是哪里来的？仅仅根据我的观察，问题来源于欲望——更准确地说，来源于“欲望”与“稀缺资源”“旧结构”三者的错配。欲望本身不是问题，它是人天然的方向感；问题出在：欲望撞上了有限的资源，而承载资源的旧结构又来不及变，于是冲突就产生了。稀缺也不是静止的。技术变革、天灾、外部冲击，都会改变稀缺的分布——但无论稀缺怎么变，它总要经过“欲望与旧结构的错配”这个接口，才能成为社会问题。

有一段表述，常被用来概括当下的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人民的需要是合理欲望的表达，所以填补上这个合理欲望就是人民的追求，也是当下政权的追求。

可欲望是填不满的，我们有必要为填不满的欲望而奋斗吗？这个问题，今日先论到这里，留待下一篇。

所以就有一个简单的组合显化出来了，欲望—结构。在这里我把几乎所有问题都简化为了欲望，其中是否恰当合理，也欢迎辩驳。这套解释不打算包治百病，它只是我观察社会问题的一个切口。

于是，我做出这样一个推论：群众欲望是先行于结构的，甚至生长于结构的。

当下，先行于结构的群众欲望，是老一辈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旧结构的创造，是老一辈追求美好生活的行动。所以我要强调，此时的旧结构的来路是正确的——我说的正确，是指它源于真实的人的欲望，不是凭空降下的；至于它后来是否还解决问题，那是另一个问题。当然，也有结构不是这么来的——它们源于暴力、征服或纯粹的偶然，来路谈不上正确，但那种结构，不在我讨论的范围内。所以仅仅靠此时旧结构与当下的冲突，不能简单说它是好是坏，它只是过时了。

简单地看，似乎旧结构在建立的那一刻就没有存在意义了，但并非。满足群众的欲望需要时间，群众的欲望发生改变也需要时间，或者说，物质的积累需要时间。

那么为什么不在群众欲望发生明确变向后，就及时改革，使结构永远服务现有的群众欲望？

很多人会因此埋怨政府，责怪政府不体恤人民。

但我们应该看到政府的努力，我们的党来源于人民，是服务于人民的，是持积极改革的态度的。但是改革，怎么改？怎么落实？不妨回看历史上的几场有名的改革。我们很容易得出：改革是要推翻之前的利益框架的。

但，任何一个结构长久存在都注定走向固化，就必定产生有依附于该结构存在的既得利益者。历史上的改革，几乎都撞在这堵墙上：王安石变法，宋神宗本人全力支持，新法推行十几年，最终还是被既得利益的官僚集团拖垮，人亡政息；商鞅变法，靠秦孝公的强权压住旧贵族，可孝公一死，商鞅本人被清算——变法能推行，恰恰是因为有比结构更硬的力量暂时压住了它。改革从来不是“道理讲通就行”的事。

那我们不让结构长久存在？可频繁的改革会破坏社会的稳定；先前已经得出结论，结构不长期存在就难以满足先前的群众欲望。所以一个结构为了满足群众欲望、使群众欲望发生改变，就必然长期存在。

那么我们就必然要明白结构中，是什么阻碍着改革，或者说结构怎么产生阻碍的力。于是我有了以下总结。

结构会驯化围绕结构生长的人。

欲望会生长于结构，结构也会修剪欲望——被结构长期塑造的人，不仅会把规则内化成准则，更会在此基础上建立起自我认同。那位母亲或许并不认同“丈夫管钱”，但是长期以来对旧结构的依赖，带给母亲的是一种认为本该如此的习惯，父亲坚持管钱，也是这样。

结构凭什么让人听话？靠的不是墙，是奖惩。它奖励顺从者——升迁、认可、一句“懂事”；惩罚偏离者——排挤、风险、一句“不懂事”。人为了趋利避害，会一点一点地调整自己的偏好。所以被驯化的人从不觉得自己不自由，他只觉得自己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驯化最深的地方，不在让你习以为常，而在替你规划欲望。它告诉你什么值得要——好工作、好婚姻、一套房子、稳定；什么不值得要——自由、冒险、另一种活法。它连“想要什么”都承包了，人便再难生出框架外的问题。更隐蔽的是语言。结构提供一套现成的说法，人用这套说法思考，便再也想不出说法之外的事。就像那个家庭，“父亲管钱”——“管钱”这个词本身，就把权力关系说成了家务分工。

结构的驯化，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受益者，上述的父亲同样被困在里面：他必须挣钱、必须像个“男人”，他一样活在那套规则里，只是在旧结构的位置，让他可以把枷锁的不适悄然转移部分给关系下位的人。

依附于结构的人维护结构，不全是出于利益，还有身份——结构若是被推翻了，他的“我是谁”也跟着塌。

这也是结构最顽固的地方，人从环境里得出“我是谁”的结论，结构却悄然塑造着环境。“我是谁”决定着一个人的思维框架，且具有传承性：母亲教女儿“女人要会持家”，父亲教儿子“男人要有担当”。结构通过人延续，比通过制度延续顽强得多——制度可以改，人的记忆改不掉。所以“欲望生长于结构”和“结构驯化人”是一个循环：欲望造出结构，结构驯化人，被驯化的欲望又回头喂养结构。循环一旦转起来，结构便有了自己的生命——它不再需要谁为它辩护，它只需要一代代人，把规则背进身体里。

结构内反腐反黑的行动，在我有限的观察里，像是在清扫结构内部的一部分阻力——至于能否触到更深的根，我不敢妄断。但显而易见的，结构外也存在大量依赖于旧结构的人民。

总结一下：旧结构在完成前一代的群众欲望后，就完成了它的任务，但是有依附于旧结构的群众阻碍着它的改革。或者说，这是欲望与欲望之间的冲突。

那么我们还要改革吗？当然要改。改革是为了打破结构性的压迫，实现新的向前的群众欲望。

可是我感到悲哀的是，很多人意识不到自己受着结构性的压迫，他们常常简单把问题总结为某一类浅显的答案。

但是我又为这部分人感到一丝庆幸，因为结构性问题是难以改革的。

现有的大量基础，是依托于旧有结构而存在的。要推动旧结构改变，底层人民将最先承受改革痛。这不是改革针对他们，而是因为他们没有缓冲——既得利益者在旧结构里尚有位置可退，底层退无可退，他们赖以生存的，恰恰是旧结构提供的稳定。改革初衷是为了底层人民，但大改革，极易动摇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人民生存的基础——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也会面临波动。

现在算是钝刀子割肉，人人都能忍一下。强逼着旧结构全面退位，直接大改革，就好比断手断脚，痛得要命。虽然是长痛、短痛、剧痛、小痛的区别。但也说明了大多数政权都是等到局面动荡不安了才能改革，甚至被颠覆的原因。

改革需要一个“稳定的结构”来进行，但改革的目标恰恰是“改变这个结构”。所以改革者被绑在一个悖论上：他得靠他要推翻的东西，才能去推翻它。这像“坐在树枝上锯自己坐的那根树枝”。

因此唯一安全的改革时机，要么是问题出现时就“钝刀子微调”（不伤筋动骨），要么是“局面已经乱到非改不可”（此时旧结构自己已经撑不住了，改革的破坏性反而不那么明显）。中间那个“看起来最该改的平稳期”，恰恰是最不能改的。

现在不是“没改革”，而是“把改革拆成了‘每个人都能忍一下’的小步，从而避免了革命的总爆发”——这恰是旧结构最擅长、也最成功的一种自我维护方式。

所以悲观的论调：当下的问题，只能做大蛋糕，让每个人能多少吃一点。

但或许，这也是改革本来的样子。像窗外这场雨，断断续续地下，没有哪一滴雨能改变水位，但下得久了，水位总会涨。